1986年7月,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,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。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,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:“你说,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?
1986年7月,知了叫得正响的时候,邓稼先躺在病床上,突然说想再去天安门看一看,车子慢慢开过天安门城楼,这个一辈子话不多的男人,紧紧抓住妻子许鹿希的手,声音发抖地问:“你说,再过三十年,还有人记得我吗?”
许鹿希含着泪说:“怎么会忘?只要中国还在,就没人会忘记你。”三十七年后,深圳龙岗华为基地旁边,真的多了一条叫“稼先路”的路,给这条路起名的公司,正好是1987年成立的——那一年,邓稼先刚刚离开人世。
1958年,钱三强的办公室门口站着拿枪的士兵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保密协议,脸色特别严肃:“国家有个特别任务交给你,去研究那个能保护国家的‘大炮仗’,这活儿可能连命都得搭进去,你接不接?”
邓稼先当场就答应了,签完字,钱三强说:“明天就得走,但这事一个字都不能说出去。就算是最亲的人,也不能讲。”
那天晚上回家,邓稼先跟妻子聊了很久,最后只说了一句:“我要出趟远门,时间不短,家里就靠你了。”
许鹿希问去哪儿,他半个字也没说,她看着丈夫,忍住眼泪,转身默默帮他收拾行李。
第二天天还没亮,邓稼先提着箱子就离开了家,他去了西北那片风沙大的戈壁滩,成了国家最高级别的秘密。
戈壁滩上,夏天的帐篷热得像蒸笼,太阳晒得人脱皮,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刺骨,吃的差,喝水都难。
没有电脑,大家就一人一个算盘,“噼里啪啦”地算那些复杂到不行的数字,煤油灯下全是埋头苦干的人,眼睛熬红了也不肯休息。一个数算错,可能就得重算半年。
1964年10月16日,罗布泊一声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来,中国挺直腰板告诉全世界:我们也有原子弹了。
原子弹刚成功,邓稼先连家都没回,转头又去研究氢弹,1967年夏天,中国第一颗氢弹也炸响了。
1979年,罗布泊出了个大意外,氢弹空投试验时,降落伞没打开,弹体直接砸进戈壁滩,找不到了,搜救队怕辐射,谁都不敢靠近。
邓稼先一把推开身边的警卫员,大声喊:“你们谁也别去,我去!”
他在乱石堆里一步一步地找,鞋被石头磨破,沙子迷了眼睛,最后在一个大坑里,他找到了那颗已经摔坏的弹体。
接下来这一幕,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疼——他没穿防护服,竟然用双手直接捧起了那块带着剧毒辐射的弹片。
回到基地,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,语气特别平静:“希希,我这边有点小问题,得晚点回家了。”
这句善意的谎言瞒过了妻子,但骗不了死神,他的白细胞急剧下降,尿里的辐射值高到吓人,但这个倔强的人,转头又像铁人一样拼命工作,实验室、戈壁滩,哪儿艰苦他就去哪儿,直到1985年,他在会上疼得差点昏过去,才被强行送到北京的医院。
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时,整个房间的人都沉默了——癌细胞已经扩散得一塌糊涂,什么止痛药都没用了。
杨振宁来看他,看到病床上瘦得不成样子的老朋友,他红着眼睛问:“稼先,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钱,值得你这么拼命?”
邓稼先忍着疼笑了笑,慢慢伸出两根手指:“原子弹十块,氢弹十块。”
杨振宁愣住了,这两样让全世界不敢小看中国的成就,一个项目竟然只奖励十块钱?邓稼先平静地说:“这二十块钱,是我这辈子拿过最重、最厚的钱。”
生命最后的日子,他嘴角总是不停地流血,那份报告沉甸甸的,翻开一看,页页边角都沾着他的血。
1986年7月29日,这位守护了中国一辈子的大科学家闭上了眼睛,生命停在62岁,他走了之后,妻子许鹿希一直守在他们从前住的老房子里,家里一切都没变——书架、摆件,全是他生前的样子。好像他只是出了趟远门,下一秒就会拍着身上的尘土、笑着推门进来。
如今,航母下海,歼-20飞天,东风导弹屹立——我们每一次挺直腰板的时刻,背后都有他当年的付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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